"（12） 因此，社会的规范与制度的确立与实践、政策措施的推行与落实，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从其所产生的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公共话语中找到答案。

[22]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法律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舒国滢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23页，125页。而被创制的事物的目的不是笼统的，而是与某物相关，属于何人，它是行动的对象。

在这里，所有对话由此发生的语用学情境是法学思考的出发点，参与法学论辩的谈话者如果想要为自己的观点确立论证的根基，就必须把自己所有的思想成果追溯至它的情境源头或初始情境（Ausgangssituation），由此出发重新对它们加以阐释。由每一种类的事例所特有的命题组成专用论题，它是每一种科学（自然科学、伦理学等）所特有的论题。[32]所以，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在19世纪的德国法学中，法律公理体系之梦风行一时，众多一流的法学家曾经为之倾心。尽管如此，我们可能发现：在西塞罗之后若干世纪里几乎再没有人专门研究论题学，法学领域中涉足论题学之学问者更为罕见。

由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法律概念之意义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几乎无所不在，而如何保证法官在解释法律和续造法律时具有统一的标准，以符合法治国之基本的理念（法律的确定性、安定性和一致性），是所有的法学家都必须首先予以关注并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其特点在于：这种推理与世界的多样性与可感性交织在一起，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质料逻辑的推理[71]，是在讨论中通过对问题（论题）的辩驳、区分、归纳引出有某种确然知识的推理，简括地说，它是一种从或然性之中去寻求命题和结论的工具[72].由于或然性的原理、知识或普遍接受的意见本身即具有可能争辩的性质，几乎所有辩证的问题都被称为论题，它或者引人选择和避免，或者引人得到真理和知识，或者它自身就能解决问题，或者有助于解决其他某个问题[73].在《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5个一般性的论题（即差别、相似、对立、关系、比较）和用来证明某物更佳或更可欲的论题[74].在其后所著的《修辞学》一书中，他把修辞式三段论（原文为enthymema[恩梯墨玛]，从公元一世纪起被称为省略式三段论[75]）说成是由论题中的事例构成的三段论。法律人的学术志业是发现法治国的运行模式和规律，探索法治国的基础和技艺，提出法治国中出现问题的解决办法等。

或为名，为利，为权，为情，为性，或为容貌出众，为受人瞻仰，为智慧超群，为身体卓越。我们法律人能否胜任？ 法律人也有自己的宇宙，在这里也有其空间和空间的秩序，这三个空间是：欲望国，法治国和理想国。法律人经济为志业要探索和事件经济运行的良好法治条件与规约经济的法治秩序。在这个国度里，人民安享自己的保留权力，国家支配着人民给予的权力，一切运行地有条不紊，理智和节制控制着一切。

人有了欲望便将其激情投入其中，展开行动，使得自身越发地接近这个目标。道德也好，良善也罢，都仅仅是客观的主体运动而已。

霍姆斯告诫大家："他灵魂的欲望就是他命运的先知"。法律人在这个空间的使命便是：制造和维护这种合乎正义和国家利益的社会契约，并身体力行实现这个契约，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享有共同民情的一方世界的人们，充满美德和理智，但为了过得安全、自在，他们走在一起将自己的人权拿出来聚集在一起，形成"人民的主权"，人民选出主权代表者，让渡一部分主权，即"政府主权"，随后与其签定合同，被称为契约。作者信息：张强，北京大学法学院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宪法学、比较法、司法制度、法社会学和国际法理论 进入专题： 法律人 欲望 法治 理想 。

[5]《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马克思·韦伯著，钱永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然而，一个空间有主人、客人，也有寄生者。[4] 《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印刷。

但是如何让自己相信看不到的东西，并去追求它？ 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塑造了一个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个契约是法，而且是良法。所有的人秉持着自己心中的宏伟志向，为了它学习，争论，追逐，斗争，高谈阔论，审时度势。

建立怎样的法律秩序才能被世界认同，使中国参与世界空间革命，成为其主人之一。[8]《大学·中庸》，曾参、子思著，王国轩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使得这个世界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和氛围，整个社会在矛盾中达到平衡，在斗争中实现和谐。本文从卡尔·施密特提出的"空间意识"出发，结合对霍布斯、霍姆斯、韦伯、卢梭、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大学》的阅读，发现法律人在当下中国的空间革命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法律人不同的空间意识使得他们处于三个思维的国度：欲望国、法治国和理想国，分别对应着三种空间意识，最终影响现实的秩序。法治国中，几乎一切领域都有法律的规范，法律人的志业就是使得这些法律在最大限度内是良法，同时使其得到最大程度的实施。法律人的律师志业是探求律师行业的规律，并遵循这个规律为当事人服务，平衡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矛盾。

马克思·韦伯在他的《以政治为志业》和《以学术为志业》中对政治和学术的性质、条件、限制，提出严格的界定和慷慨的呼吁，要求有志于两各领域的青年们发挥最大的努力和激情，达到完美的状态，为了国家和民族奉献一切的能量，不要"依赖"其而活，而要"为了"它们而活。人们处于可见世界而自得其乐，却不知这一切都是永恒理念的影子，在虚幻中生老病死而不自知。

就像一辆车的价值在于它不断达到一个个目的地一样，人生的意义就在这样一个追求和满足欲望的过程。在某一时刻，宇宙万物都有其所处空间。

一、欲望国 霍布斯将欲望看作是物理的运动，人有了意向，并朝着这个方向运动，这便是欲望。能不能有主人的空间意识，决定了其在这个空间的地位。

[6]《理想国》，柏拉图著，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出版。[3] 《霍姆斯读本》，霍姆斯著，刘思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法律人活跃在企业运行的各个环节，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高校媒体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得到了等价或不等价的酬劳，这是实现过去欲望的回报，也是满足新的欲望的资本。

二、法治国 人生来就有作为人应该改享有的权利，被称为"人权"。怎样实现社会的秩序和长久稳定运行。

人的欲望既然是一种物理的客观运动，便是不可阻挡的，其合理性不言而喻。人是"万物之灵"，是"会思想的芦苇"，人需要空间意识，如果放弃了思考，人又凭什么称自己为"人"呢？所以真正的人是应当思考的，那么就唯有相信永恒并去追求永恒，这样，一切追求美德、善良、智慧的行动都有了根据

See Harry Dondorp，Eltjo J. H. Schr?ge，The Sources of Medieval Learned Law，in John W. Cairns，Paul J. Du Plessis ed.， The Creation of the Ius Commune: From Casus to Regula （Edinburgh Studies in Law），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p.21.[9]西班牙的彼得（Peter of Spain，拉丁文 Petrus Hispanus，西班牙文写作 Pedro [Hispano]，1210/1220—1277）13世纪的著名神学家和逻辑学家，即后来的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一世（Pope John XXI），著有《逻辑大全》（Summulae Logicales，也译为《论理学概要》）。法学家们发现，共同法的法律体系不能够充分地为各地方日常生活的行为提供规范，法律与公平、正义、理性之间，实在的法律体系（sistema legum）与权利体系（sistema iuris/system of rights）之间，共同法的统一性与特别法的多元性之间不相合拍。

[33]故此，物理学家们所思考的自然本体（thenatural sustances，诸如土地、衣物、金银器皿等有体物[corporeal things]）与法学家们所思考的不可触摸的本体（第二本体[secondary substances]或无体物[incorporeal things]，诸如权利、义务、债、遗产、诉讼等）之间具有一种亲缘关系，两者都是质料与形式组合的结果。[93]当然，就评注法学派本身的发展而言，在巴尔多鲁之后，学术贡献最大的法学家是他的学生乌巴蒂斯的巴尔杜斯（Baldus de Ubaldis，也写作Baldo degli Ubaldi，约1327—1400）。比较而言，彼得在世时间不及其两位兄长，他曾经担任过佩鲁贾大学的教会法教师，在此领域出版过一些作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避免证明的无穷后退（back ad infinitum）、循环论证和交互论证，[19]就必须确立一点，即：证明命题真理的知识的前提本身是自明的（per se notae），它们是本原，不借助于任何三段论的证明（即不可证明[non—demonstmble]，因为本身要被证明的前提就不再是本原），人们只能假定它们是真实的，并且知道它们。

See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Geschichte des R?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 Fünfter Band， Zweite Ausgabe，J.C.B. Mohr，1850，S.607.[56]1200年之前，奥尔良只有一所讲授神学和教会法的文法学校，1235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1170前—1241）宣布，教皇洪诺留三世（Honorius III， Pope，约1148—1227）于1219年发布的禁止在巴黎地区讲授罗马法（民法）的禁令（教皇谕令，the bull super Specula）并不适用奥尔良，于是，在奥尔良讲授罗马法成为合法，最早在此教书的（1240年左右）均为意大利学者。②鉴定意见书（Consilium），即法律学者就法律实务中的某个法律问题所作出的学术鉴定，其对象大多也针对整个案件，它的结构原则上与争论问题相一致：先是介绍案件（事实，议题），其中经常要说明整个案件的实际争点，偶尔也简单提示或指点所呈交的案卷，然后表述相关的法律问题，通过支持与反对的论据来处理这些问题，最后得出鉴定人自己的结论（裁决）。

[63]而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所阐明的认识论能够帮助他们鉴别基本的法理（ratio legis）或规则（reguk），发现（上已述及的）法学学科的特有原理（principium proprium of scientia iuris），并通过明证三段论（apodictic syllogism，明证推理）[64]获得可能的科学结论，进而达到法的领域的科学性。参见叶士朋，见前注[51]，页93、110.[87]Peter Raisch，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 vom antiken Rom bis zur Gegenzvart，C.F. Müller Verlag，1995，S.22.[88]Gerd Kleinheyer， Jan Schr?der （Fn.80），S.46.中译见克莱因海尔等，见前注[80]，页49）。

[126]④释案文献（Casus—Literatur）。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1154—1189]当政时由巡回法院所创建的判例法作为英国的共同法[普通法]，是相对于当时英国的地方习惯而言的：即，地方习惯只适用于特定的地方，而判例法是通行于整个王国的），它实际上是欧洲各大学传授的共同法理，故此，也被称为学者法或学者的罗马法，有学者干脆称之为教授法（Professors law），即，一套学术的法体系（an academic legal system），它们仅仅具有补充性的约束作用。